我不算地道的包头人，因为包头本地最古老的居民是蒙古人。但是我的祖辈见证了包头作为农商城市发展的历史，他们是包头的拓荒者。当年，在《走西口》广为传唱的时候，我的祖上拖儿带女，光着脚丫，一路乞讨来到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蛮荒之地。他们挖窑打洞，开荒拓土，走街串巷做些小本生意。夏天他们在乡村耕作，种上粮食和蔬菜，冬天，为躲避土匪，成车大马举家搬迁到城里。勤劳的先祖，一刻也不愿休息，拉骆驼、卖炭、做掮客……大年初一，一家人坐在炕头开心地抓虱子。
他们的资本有些积累，召回学手艺的儿子，开了号子。在全中国积极抗日的时候，村镇全体敲锣打鼓，举着白旗，热情地欢迎小日本，小日本翘起大拇指：“大大的良民！”这就是我的爷爷辈儿！
当时我爷爷正整日沉浸在情爱的幸福中，社戏上认识的漂亮丫头，盘了头，害羞的坐在新婚的炕沿上，两人眉来眼去，秋波频频。春风得意的爷爷，驾着爱情的神奇力量，游到南京。除了带回一身手艺，还给年轻的奶奶带回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成了叔婶和哥嫂们的笑柄。
靠着南京带回来的修车、修枪的手艺，爷爷辈四兄弟生意越做越火，成了进城门不必给小日本行礼的传奇人物。同时自家百十亩土地在井水的浇灌下，长成一片一片艳丽的罂粟……
父亲的姑姑据说风华绝代，因未嫁得心仪的夫君，吞鸦片而死。我的一个远房的会开双枪的姑姑嫁了国民党的团长，虽过着太太的日子，却没有爱情和鸦片，最后演绎成骗婚的角儿，上午拜堂，半夜走人，还做些顺手牵羊的活儿，好在没弄出人命来。就这位调皮的姑姑，晚年住在我家，还不丢嘲弄人的本事，给了我们一堆绰号。
父亲的表舅是最最聪明的人，解放前夕，扔下华堂深宅，自己开了一辆卡车拉走一家老小，从此断了联系。据说去了兰州，当了工人，成份还定为贫农。不过我们也很好，解放前夕，国民党割一刀，土匪割一刀，贼打火烧，家里也乌烟瘴气。因此，到土改的时候，已经一贫如洗，只是中农而已。有好多人买来了地主成份，没过一天好日子，也有好多人靠着祖上的阴积，过着衣食无忧的太平日子，这都是造化。
我姥姥是大宅门出来的闺秀，读过女子师范，裹着小脚，吃穿用度很讲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时代搜走她精致的餐具和炊具，扔进熊熊的革命炼炉，也熄灭了她对奢华最后的留恋和渴望。母亲在那个时代也苦极了，哺育着孩子，无以下炊，食堂有贫下中农大户把持，每天饿得头晕眼花。这些考究的铜铁器，最终只练成一堆废渣，二十年后，父亲恍悟：是温度不够，其实不够的还很多很多。然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包头钢铁厂在中苏专家的努力下建成了，由周恩来亲自剪彩。与此相关的军用、民用重工企业象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同时也冒出“包老大”这一让包头人自豪的称谓。
从此在包头有了钢铁大街，街上多了除走西口之外的汉人，东北人，河北人，天津人……成了包头的领军团队。我们便一下子变成了此地人，并称他们“侉子”。“侉子”是先锋的产业工人，他们不薄的收入和骄人的气势给了此地人深深的挫折感，于是，关于“侉子”的诬蔑性的顺口溜在街巷中广为传唱。
父亲当时是一个文学青年，又擅长讲演，被选进工作队。满怀革命抱负的父亲全不顾一家老小，昏天黑地地革命着。还溜进样板戏，并出色的扮演了穆仁智。姐姐作为家中老大有机会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唱着红色的歌，带着红袖章，洗白中山装，背着老三篇。步法铿锵，目光坚定，声音洪亮。我记事的唯一一次政治活动是在礼堂里，哀乐想起，父亲哭了，母亲哽咽着说：“毛主席死了，我们可咋活呀？”
父亲和母亲都是善于怀旧的人，走在乡间，父亲说，这边你爷爷的四十亩水地，母亲说，那边是你舅舅的香瓜地，那瓜，才叫香。可惜现在都被张王李赵分割了，想想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自己。
园子巷是母亲童年记忆中最惨的地方，我姥爷在那里去世，不曾有一床席被。父母老了，经常细数牛桥街的银匠，关井梁的哑叔叔……这些已然化为尘埃，青砖飞檐的四合院被打着地震重建旗号的政客捣毁，前苏联支援包头建设的俄式建筑成了地产商的盘中肉。政府与商人联手铲平历史的包头，立起了无生趣的火柴盒似的楼盘，工程之拙劣至今让我怀想那精雕细琢的山墙。
包头，你的遗韵还会在鹿城上空停留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