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三国演义》中，蜀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多年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近曰，笔者通过细读《三国演义》及相关书籍，得出的结论是:蜀国之所以灭亡，有其内因，也有其外因。内因主要是:荆州失守、夷陵惨败、街亭之失，这三大战役给蜀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连年北伐，穷兵犊武，使人民不能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以致耗尽国力。而军事的惨败和穷兵犊武、空耗国力，又与不用“人谋”和“人谋”的失策有很大的关系，加之人才匮乏、刘禅昏庸，致使蜀国积贫积弱，走向灭亡。外因主要是：孙刘联盟的名存实亡，让蜀国失去外援，北伐之战处于单兵作战状态。另外，自古以来，以强并弱是自然规律，所以，魏强蜀弱则是蜀国灭亡的又一重要原因。
关键词:《三国演义》蜀国灭亡原因

《三国演义》(本文所使用的《三国演义》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发行)第一回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蜀、吴三国在历经纷争之后，于公元280年终于归为一统。其中，蜀国为魏所灭。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蜀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蜀国的灭亡，既有重大军事惨败的原因，又有穷兵犊武、国力耗尽的原因；既有“人谋”的失策和人才匮乏的原因，又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的原因；既有孙刘联盟有名无实的原因，又有魏强蜀弱的原因。总之，既有国内的原因，又有国外的原因。

蜀国灭亡的内因
哲学上讲，物质发生变化，首先是质变，然后才是量变。而质变又缘于事物内部诸因素的长期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蜀国的灭亡，首先是其内部政治、军事等诸因素恶性循环发展的结果。
一、三大军事惨败使蜀国大伤元气
众所周知，在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刘备登上汉中王的宝座时，蜀国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时期，“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1)且又拥有荆州这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爱好虚名，目空一切，“吾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2)完全忘记了诸葛亮要他铭刻在心的“东和东吴，北拒曹操”(3)的战略方针，以致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无疑给蜀国一个沉重的打击。“尔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4)这句话虽然出自反将孟达之口，但也足以说明当时蜀国惨败之状况。可以说，荆州的失守，关羽的败北，让蜀国大伤元气，如患重病，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初的强盛局面。按理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一次战败，损兵折将，失地丢城，并不能直接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只要不重蹈覆辙，还是完全有可能再恢复过来的。然而，对于蜀国来说，事情却偏偏不是这样！荆州失守、关羽父子被害，成了其命运恶性循环的开端。为了一雪荆州被夺之耻，一报关羽父子被害之仇，刘备拒听群臣苦谏，在“章武元年秋八月，起大军至夔关，驾屯白帝城”，(5)挑起了违反隆中决策的吴蜀夷陵之战。可是，这次大规模的战争，却又以蜀国的惨败而告终。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余里，让蜀国70多万大军灰飞烟灭，刘备也因羞愤致疾，不久病逝。不言而喻，这次军事上的惨败，大大削弱了蜀国的国力，让蜀国从此病入膏盲，为它的灭亡奠定了基础。难怪诸葛亮在得知刘备连营七百余里必将兵败时，仰天长叹：“汉朝气数休矣！”(6)
本就国力薄弱的蜀国，在遭受荆州、夷陵两次军事惨败之后，在诸葛亮的经心治疗下，对内约束百官、修明法制、齐和人心；对外派遣使者，与东吴释怨归好，迅速瓦解魏、吴联盟，减轻了来自境外的威胁，又经“五月渡沪，深入不毛”，(7)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使蜀国又曾一度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傲，财盈府库。”(8)可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骨之重，诸葛亮开始了他的北伐之战。第一次北伐，声势十分浩大。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不战而叛魏归蜀，一时之间，关中震动，慌得魏明帝亲临长安督战。但是，在即将乘胜前进时，诸葛亮却错用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9)的马谡。结果，被魏军杀得几乎全军覆没，并失去了北伐进军的咽喉要道——街亭，迫使蜀军不得不退回汉中。与其说，荆州失守、夷陵战败让蜀国大伤元气的话，那么，街亭之失对于国力刚有所恢复的蜀国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它让诸葛亮苦心经营的一点成绩瞬间化为乌有。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失守的消息后曾跌足长叹：“大事去矣！”(10)因为，他知道，这对国力贫弱的蜀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街亭之战奏响了蜀国灭亡的哀乐!
二、穷兵犊黩武使本就弱小的蜀国国力耗尽
失去荆州以后，蜀国的面积大大缩小，仅相当于魏国的五分之一、吴国的二分之一，人口也只有魏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吴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由于重大军事行动的惨败，人力、物力损失惨重。所以，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罢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11)面对这种“危急存亡”的局面，诸葛亮认为，蜀国不能像魏、吴两国那样把守关隘，固守基业，把重点放在积蓄力量上，以待天下形势改变，从中取利。因为，弱小的蜀国“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12)于是，哪怕是在街亭失守之后，诸葛亮仍然坚持不懈地北伐，而在其死后，继其大任的姜维依然如此。这样以来，他们就把蜀国拖人了战争的苦海。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他们非但没有取得尺寸之功，反而让蜀国的人力和物力在战争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经其野，民有菜色”，(13)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连年征战对蜀国国力的损耗。尽管在北伐的间隙，诸葛亮也曾采用兵员轮换制和屯田制，“积草屯粮，存讲阵论武，整治军器，存恤将士”，(14)但那毕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每次征战在人力、物力上的损耗，反过来又影响和削弱着下一次征战的战斗力，乃至战争的结果。这样，恶性循环，直至国力耗尽。

如果，在街亭战败之后，诸葛亮停止北伐，按照内修政理的方针，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广泛屯田，发展生产，那么，蜀国或许还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