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人不是洋人。在西北一些地区，“佯”大抵是说一个人糊涂，或者有些“二”，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有点缺傻。只知道佯人姓张，大名却早已被人忽略，村子里的人都叫他佯人，他的本家却不叫，因为排行老二，就算他是个佯人，也得规规矩矩地叫他二叔、二爷。小孩子不懂事，间或跟着外人偶尔也这样戏谑地喊叫，自然少不了大人的一顿责骂。
佯人生于何年，已很难考证，这也不打紧，对于乡村的所有人而言，童年总是无关紧要的，所以，确切地说，我写的应该是佯人的后半生。听老辈人说，佯人小时候不但不傻，而且聪明伶俐，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仿佛天生异秉。
1949年，彭德怀的部队席卷大西北，敌人由东向西节节败退。扶眉战役结束，一队败军经过村庄的那天，佯人正在三月的麦田里除草，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抓了壮丁，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佯人第一次离开了家乡。佯人做梦都没有想过，他在麦地里被几个斜挎着枪的国民党兵连拉带拽之后迈出的那一步，从此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严格来说，虽然当兵了，佯人却没打过仗，因为只经历了一场小小的战斗，连瞄准都还没有学会的佯人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之后的十几年，佯人是在乡亲们羡慕、嫉妒的谈论中度过的。因为识字，他没有和他那些难兄难弟们一样领两块银元的路费回家种地，而是参加了解放军，别忘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要不后来他怎么会进了一家陆军医院，做了会计。老一辈人靠着草垛晒太阳的时候，总会一次又一次羡慕地说起解放后有一年，佯人回来过一次，后面跟着一名警卫员（谁知道是不是警卫员呢），佯人是多么的风光，又是多么地威风……
塞翁失马的故事，用在佯人身上再也合适不过了。文革一开始，他的历史问题就被人揪出来，批斗了一些日子之后，医院是呆不下去了，佯人被扫地出门，回到乡下改造。那年夏天，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时正是文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村子里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震天响，不是革命歌曲，就是革命口号，一次佯人听得心烦，便顺口发了句牢骚：“跟赶狼一样，也不知道整天叫唤个啥”，邻人有游手好闲之徒，诨号“黑狼”，恰巧听了去，赶紧跑到大队作了汇报——这还了得！造反派们认定佯人对革命不满，就因为这句话，佯人天天被批斗，真是吃尽了苦头。
佯人在被游斗的日子里凄惨屈辱地煎熬着，谁料想，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家，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那女人天生胆小，怕受连累，也有人说，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跟一个外乡弹棉花的野汉子好上了，跟人跑了，谁知道呢，反正她娘家也没什么人，佯人倒是出去找过两次，可女人和孩子，就好像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佯人不恨女人，只是心疼孩子。
从那时起，佯人便真的全然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整天在村子里东游西逛，逢人就傻笑，间或有人搭话，佯人便祥林嫂一般，一次又一次念叨起老婆孩子来，但这个时候，人们从他的脸上却总是找不到一丝悲伤的神情。佯人笑起来简单，嘴向两边扯动的幅度很小，几乎看不到牙齿，发出的声音似乎不需要任何物质的传递，就那么赤裸裸地从喉咙深处呼出来。
“我家狗娃要在，也有这么大了”，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会伸出自己的大巴掌，很仔细地从下往上比划一次，然后认真地停留在空中的某一高度，仿佛他的大手此时恰恰抚摸到了狗娃的头顶。村子里的人觉得他一天天疯的厉害，也不以为意，只当笑谈，偶尔也会有好事者附和他：“可不！狗娃要是在，可不有这么大了！”说着，和佯人一起仔细地比划起来。大人们总是忽视孩子的存在，可佯人不一样，他喜欢孩子，就算没有一个孩子会尊重他，他还是喜欢孩子，喜欢给孩子们讲打仗，喜欢看孩子们在淖池里游泳，喜欢看孩子们在土墙草垛间捉迷藏，爬到高高的槐树上摘槐花，钻进将要成熟的玉米地里偷吃甜丝丝的玉米杆……孩子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佯人总是看得很投入，脸上永远都是自己特有的那一种简单的笑容。
西北干旱，有一年，却一连下了半个月大雨，河水涨了又涨，老辈们都说活这么大岁数从来都没经过，村子里到处都传播者什么什么地方又被水淹了的消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往河边跑，有的是去看热闹，也有的是去捞河柴，佯人闲，自然天天会去。佯人最后一次去河边，是一个午后，去了，再也没见回来。
后来，人们都说，那天有人看见了，上游冲下来一个女人，死死地抱着一截木头，看不出来是死是活，佯人下水去捞，和那个女人一起被河水卷走了。
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只有那个疯子，才会做出这种事来！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可怜，说起这件事来，也只是相互打趣：“佯人想老婆都想疯了，居然下水去捞，白送了一条命”。
过去了很多年，人们仍然会常常想起他，说起佯人当年是多么风光，说起佯人挨整的时候吃过的苦，说起很多关于佯人的趣事，人们仍然谈笑着：
“那疯子，想老婆都想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