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这么多这么奇特的树！尽管我从小生长在乡野，看过了成千上万千姿百态的树。
远远看去，那不是树，那是一片巨大的碧海，接蓝天，插云霄，媲美长空，阻遏行云，蔚为壮观。
每一颗树，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有的长到半空，弯成一道弧线，宛若绿虹卧波；有的蜿蜒盘桓，分出若干枝条，如一条巨大的蟒蛇分娩出无数青蛇，游向天宇……
无论它们形态如何变化，甚至幻化成我们难以用词句言说的形态，它们始终有着和谐的统一。
这些都是古树，几乎都没有了树皮，千年的风霜雪雨淡褪了它们的颜色，甚至剥蚀了它们的表皮，可它们却活了下来。
它们顽强地活着！
没有谁会嘲笑和鄙视它们殘存破损的生命！
它们裸露着躯体，胸部的每一根纹理凹凹凸凸，殘残缺缺，但筋骨膨胀，肌腱贲张，如年轻人的肋骨，迸射出无穷的活力。
一些老干枯干了，甚至腐烂了，上面围了一条铁箍，像一个破烂后修葺了的旧木桶，木桶的上面，却又翠绿成一把巨大的玉伞；一些树干眼见着就要倒下来，一根石柱顶住，又拓成一片苍翠的生机；还有一些树，腹部空空成洞，腐烂的木条挂成一条条干面，枯骨腐枝的上面，却又是一片盎然的绿海。
这些树，无不显露出腐烂的死气，却又无不迸发出生的活力。在让人感慨惊叹的同时，更让人油然钦佩：这是怎样的奇伟的树啊，竟然将深沉腐朽的死气与活泼愉悦的生气和谐统一起来。
更奇怪的，是那颗高达十五六米，围需二人合抱，斜伸而上的粗大的树。如果不是有史记载，谁又能料到，它竟是一颗经历了二千年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树？
它就是“先师手植桧”，相传为孔子亲手所植。
此树最早记载见于唐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兖州曲阜文宣王庙内并殿西、南，各有柏叶松身之树，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传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树枯死”。手植桧树原有三株，于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枯死。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复生，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又枯；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再生，金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毁于兵火。到此，相传原孔子手植桧树绝迹。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由三氏学堂教授张将原东庑废墟上发出的桧树苗移栽于此地，即为第四代手植桧。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孔庙着火，此树被烧死，仅存树身；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再次着火，烧毁树身，仅存下约半米高的树桩。树桩一直保存到“文革”前，“文革”初期被锯掉树桩，现石栏内尚保留有第四代树的树根。现在挺挺高耸的桧树是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复生的再生桧。因此，如果算孔子亲植，那么正好是第五代树。
风雨，冰雪，战火，人祸，这颗树受尽了天下的一切酷刑，真可谓是五死五生了。从形体和姿态看，它肯定已经不是先前的树了，可它分明又是先前的树，是孔子亲植的，经历了死亡，再生，又死亡，又再生的树。它的坎坷离奇的一生，与它的主人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的命运多么惊人的相似！
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思想，虽已如树一般生长，却因不适合当时，并没有兴盛。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焚书坑儒”，这场历史的大火差点将儒家的思想化为灰烬。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问学派的—些思想）在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到了20世纪初期和中期，一片欣欣向荣的儒家圣地，又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当历史的车轮驶到1988年的某一天，一群诺贝尔获奖者面对着巴黎的艾菲尔铁塔，面对着卢浮宫、凡尔赛宫和巴黎圣母院、凯旋门等一大堆闻名于世的名胜古迹，他们面对着雨果、罗丹和巴尔扎克时，仍然想到了东方那已经非常遥远了的孔子。“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他们发出如此庄严的宣言，震惊天下，震惊了正在沉睡的东方文明。
正如已经死亡的桧树再生一样，孔子又复活了，儒家思想又重生了。
夕阳如血，照着孔府的黛瓦红墙，古树碑林。我抚摸着满是伤痕的树身，感慨万千：这些伤痕累累的古树，见证了一个文化流派和一个民族的辛酸泪；也正是这些古树，彰显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风骨！
忽想起宋代书法家米芾的诗句：“矫龙怪，挺雄质，二千年，敌金石，纠治乱，如一昔”。显然，当时的米芾已经将手植桧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颗桧树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桧树的本身。这些古树的价值，已超越了孔府，超越了儒家文化的内涵。
“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不知乾隆皇帝手书的这首《杏坛》诗，是否能够涵盖这些古木的含义呢？

2008年10月1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