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越久，涉世越深，隐居的冲动便越来越强烈。找一个世外桃源，不需要很美，只要很自然，就可以让我生活得自在——我经常这么想。
我隐居的念头由来已久，大概是受文学影响，但最可能的是自己的性格实在不太合群的原因。有时感觉自己十分明白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要隐居：看世上的所有人和事都不顺眼，又不能叫一切本已存在的事物灭亡，便产生了隐居的念头。
当然，有真隐居也有假隐居。陶渊明算是中国隐居人士的鼻祖，他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的作风，相比于后来那些躲在山林里声称避世而希望间接引起政府高官注意的隐士，可谓一个大大的隐者。从陶的诗句中也足见他的隐世并非为求功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采菊的时候，悠悠然地南山就呈现在眼前了。如果没有真隐的决心和行动，南山怎可能光顾红尘中的野心家呢？
另外，隐居也有身隐与心隐之别。陶渊明是身隐与心隐的结合体，他不在乎隐居的地点，“心远地自偏”式地陶醉于隐居生活中，做到真正的心隐；另一方面，他更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写下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样充满诗意的反应农耕日子艰苦的句子。相对而言，不参加劳动，只是一味沉醉于自然、满足于自然的身隐者占隐士中的绝大部分，唐朝的王维和孟浩然就是典型。孟浩然的隐士身份更是在无奈中取得的，事实上他一辈子都希望能够得到当政者的垂青，可是命运没有降临于他身上，“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只能在那里干瞪眼！
心隐的隐士往往能做到身隐，也就成为真隐居；身隐而不能心隐的隐士，往往只是在假隐居而已。
我正在寻找一片可以隐居的地方，为的是逃离烦恼，回到自然，然后每天能够生活在诗情画意的景色中，偶尔参加一下农业劳动，舒缓身心。这是一种既不身隐也不心隐的真正“假隐居”了。我想，这只是一种典型现代人隐居的梦想罢了。
隐世是有利于文艺创作的，陶氏的作品历来被奉为精品，王维的诗作和画作也很有名。那些不得意的文人，一旦逃离尘世的烦嚣，接触了美妙的大自然，就会诗情澎湃，把平时受到压抑的才情在描写自然的时候尽情地得到抒发。
我也有这种想法，隐居的时候就大量创作，然后可以以此为生，这样就可以既不参加农业生产又能丰衣足食。当然古代文人在隐世时候的创作并不为了发表进而拿到金钱，他们那时候的商品意识没有现在的强烈。因此我的想法又再一次自我否定，因为那样做，只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变种而已，仍旧没有离开那个浮躁的金钱世界。
既然我看不惯这个世界的人和事，选择隐居又不能逃离这个烦躁的世界，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两条路：一是死亡，二是接受。隐居，到最后徒是一种冲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