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这个劳什子，据说古已有之。但恐怕只有到了鲁迅时代，杂文才得以大放光彩，成绩斐然。并且被推到了极致，成了“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成了“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路。”
这大柢算得上杂文的昌盛时期了。杂文虽然以抗争为其生命力，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如果没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言论自由受到打压，杂文也会失去自己以展拳脚的天地。别说喜笑怒骂，即便是略含一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也会被当作“大毒草”而受到挞伐。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新旧观念猛烈撞击，各种思想异常活跃。而此时的政治压力则较为薄弱，权势们或则由于互相争斗，无暇他顾；或则由于根基不稳，力不从心，于是便给了杂文以生存的空间。待到统治者的位子坐稳了，可以腾出手来打压了，杂文也就到了消亡时期。不仅文章会被封杀，作者也要受到惩伐，甚至入狱受刑，株连九族。历代的“文字狱”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清人入主中原之初，众多的汉文化人以其民族的传统心态和对时弊的敏感，发了不少牢骚，诉诸文字便成了杂文。但后来，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清统治者坐稳了位子，便不能任其下去了，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才打压下这种种不满的声音。此时的杂文彻底的消亡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永远留下恶名的“文字狱”。
1957年，当局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一开始，许多人仍持怀疑观望之态，“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贸然开口。这时，有人写了一篇《小品文的新危机》的杂文，呼吁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要干予生活，要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战斗。但也有人不无忧虑地告戒大家，“从危机到消亡，这是小品文本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此话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受到非议是情理中事。然而，后来的事实却不幸被这位作家言中了。没过多久，果然形势突变，一根“反右”大棒铺天盖地打了下来。不仅那些写了杂文的作者被打得无处藏身，就是在会上提了几条建议，说了几句重话的人也在劫难逃。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其中有不少还是正在学校接受教育，以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的青年学生，他们满怀憧憬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一下子被彻底击碎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压得许多人几十年翻不了身，人们由此得出了“反右之后不发言”的沉痛教训。
我之所以要诅咒杂文，不仅因为它常常给作者带来种种灾难，还因为它那蹩足的写作技法。诚然，杂文自有杂文的优势，它犀利，它敏锐，它快捷，它幽默，它能一语中的，触其要害，使被揭示者无处遁匿；使人民大众发蒙振聩。然而，杂文的那种佶屈聱牙的话语，拐弯抹角的手法，则大大妨碍了思想感情的充分表达，难免以词害意，这自然影响了读者的理解和它的广泛传播；有时简直让人如堕五里云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这也算作是杂文美的话，那么，这种美显然是一种有缺陷的美，一种畸形的美，终究会给人留下深深的遗憾。有的杂文作家把他的文章比作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这种舞蹈虽然也能让人称奇，但如果取掉镣铐，岂不更自如，更灵活，更能创造出千姿百态优美典雅的舞姿来吗？
台湾有位作家，谈起大陆的杂文来深不以为然，她诘问道：你们有话为什么不直说呢？何必拐那么多弯，让人看起来实在费劲。显然，此话并未揭示到问题的病根，但却也反映出杂文的一种缺憾。大陆也有作家则称自己特别偏爱杂文。他说：因为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杂文可以揭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揭示便受局限。而局限，正好因势利导，构成杂文曲笔的艺术性。
文化艺术是现实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土壤便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杂文自有杂文生存的土壤，这大概就是那位作家所说的，“既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吧。民主固然很好，但若被“一定程度”所限定，那的确岌岌可危了。如果再加上种种“禁忌”，那就更可怕了。这样的民主，说到底仍只不过是权势们手中的玩物而已，什么“程度”，什么“范围”，一切全看人家的脸色了，一不留神就会掉进陷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鲁迅先生曾说：“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随着时弊的消亡，杂文的消亡势所必然，不过这时的消亡与先前的消亡有所不同罢了。前一种是打压之下的消亡，后一种是“寿终正寝”式的消亡。犹如人的死亡，前者是非正常死亡，后者则是正常死亡了。我想，如果真的处于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下，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讲话，痛快淋漓地批评，还要杂文这种劳什子作什么？
吾亦爱杂文，但我宁愿不要杂文，也不要这个充斥时弊的时代。
让杂文同它生存的时代尽快消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