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比我大十来岁的女子，用铃铛般的笑声和拨浪鼓似的摇头否定了我对他“四姐”的称谓，然后一个箭步，将我掷过去的毽子潇洒地一“剪”，毽子腾空而起，在空中画出美丽的弧。因没能接住她的“剪”，我不得不按照事先的约定，喊了她第一声“四姨”，于是，我与她完成了关系的确立。
四姨是纺织厂的女工，她很漂亮，打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辫子乌黑乌黑的，像抹了油；手像雪一样的白，手指细细的，长长的，很好看。织布的时候，她左手前推后拉，右手上下拽梭，就有银色的光在织机上翻腾。别的女工一天织两匹，四姨每天都是三匹，所以她总是厂里的劳模。发奖的时候她喜欢冲我笑；她笑的时候，眼睛圆圆的，忽闪忽闪的会说话。
我那时还是学龄前儿童，随父亲住在纺织厂。我第一次见到四姨是一个傍晚，四姨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头上戴着白色的工作帽；脸，就像鹅下的蛋。
“走，踢毽子。”她拉着我的手，圆圆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接着便是铃铛般的笑。
我终于成了笑声的俘虏。其实，在踢毽子的过程中，我基本上充当了捡毽子的角色，这样，四姨就省去了捡毽子而必须的弯腰——这可能是她喜欢我的最初原因。
当我与她的关系因称谓的确立而确立了的时候，四姨对我就真好了，她经常给我洗沾满泥巴的手就是“真好”的证明。“乌龟都能赖得去了。”四姨一边给我洗手，一边这样评价。四姨的手软软的，热热的，也软软地热了我的心。要是父亲出差了，四姨就会在洗过手后补一句：今晚跟我睡了——可不许尿床哟。因我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四姨在叫我跟她睡的时候，总不忘发出警告而毫不顾忌我的脸红。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着，当我背上书包成了小学生的时候，我还是住在纺织厂。这纺织厂距校不少于两公里，大于家与校的距离。我弃近就远的直接原因是纺织厂能吃饱肚子，而家里正吃着大食堂；间接的原因是我忘不了跟四姨的玩。后来四姨结婚了，也并不因为有了四姨夫就冷淡了我，她还是和我踢毽子。而我也由当初的“捡”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踢”，这样，四姨与我就更有了玩的默契。
文革开始的那年，我小学毕业了，没能升学的我成了候补农民。纺织厂也在萧条中自动解散。这厂本是大跃进的产物，能风风雨雨好几年也算奇迹了。厂子解散了，工人就恢复了本来面目，回村学大寨了，这样我跟四姨就结束了玩的生涯，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直到我去了外地。
十年以后，一个秋阳西照的下午，我推开了四姨的门。
“你是？”头上有了花白的发，圆圆的眼睛眯起了一半，看得出，她在记忆里搜寻。“哦，哦，你是，瞧我这记性。”四姨终于找到了答案，眼睛放大了一倍，笑了。“坐吧坐吧。”她用手揩揩板凳，“还没忘记四姨？——这是你弟。”她喊来了屋外的男孩向我介绍。四姨没有亲生的孩子，怎么就有了“我弟”？后来才知道过继了她夫家的侄。
“四姨好吗？”我问。
“好，好。”四姨答好的时候收起了笑。
我环顾屋里，几件褐色的橱柜就是四姨的全部家当；屋角，四姨曾大显身手的织布机默默曾受着灰尘的欺侮。
一时无语。
“四姨好几年没去我家了吧？”我只好没话找话。先前，四姨上街总会去我家，嘴上与我母亲拉家常，眼睛冲我忽闪着笑。
四姨见我问她话，就“唉”了一声：“这些年……”又没了下文。见四姨不愿说，我当然不好再问。这以后，四姨还是没有去我家。
有一天，四姨忽然来到我工作的单位，这令我很惊诧。
“四姨，你还来看我呀？”
“你是我的侄子呀，我还能忘记你！”
四姨很开心，跟我说这说那的。从她的话里我知道，四姨的织布机又响了。四姨说，她的儿子做水果生意，还娶了亲呢，她现在都有孙子了！四姨笑了，眼睛依然忽闪。我也为四姨高兴，就请她上了饭店。结账时，四姨说今天我请你的客。我说那哪成啊。四姨说，你敢不听四姨的？走的时候我送她去车站，四姨说说笑笑的，好像又回到了踢毽子的时光。
“有空到四姨家玩啊！”上了车的四姨向我摆摆手，再一次嘱咐。
十多年过去了，因不常回老家，也就没有看望过四姨。去年，我回老家过年，又想到了四姨。“不知四姨过得可好？”我问弟妹。弟妹说四姨天天在菜市卖菜。卖菜？七十多的人了还买菜？我有些不解。弟妹说，四姨的儿子因车祸落下了残疾，四姨一家就成了“低保”，日子紧着呀。
“明早去看看四姨。”我对弟妹说。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菜市。菜市门口，一位苍老的妇人弓着腰；风，呼呼地吹，妇人的白发在风中打颤。
“那就是四姨。”弟妹说。
她就是四姨？往日的笑脸呢？还有那乌黑的辫子，雪白的手？
我正要上去招呼，就见四姨转过身，用驼了的背对着我——她分明看到我了，只是，她不愿见我。
我能说什么呢？去问侯，去安慰，还是去解释多年来没去看她的原因？
天，沉沉的，怕是要下雪了。